周兴陆丨现代“国文”教育中的文化思想与文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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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文”是近代文学观念和教育体制下出现的新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里，基于各自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人们对于“国文”的态度也不同。当前的文学研究，既应接受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合理内核，更需要借鉴中国的“大文学”传统，突破纯文学的狭隘限制，建构以审美超功利的“纯文学”为核心，以重视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实用文章为基础的多层级文学系统。借鉴和发扬中国古代重视培养学子实际文章写作才能的教育传统，提高学生的文体规范意识和实用文字能力。

作者：周兴陆，单位系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自：《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3期

国文是晚清随着国门开放、西方文化传入和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而新出现的概念。近现代学人对国文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体现出传统文学观念因应强势的外来理念和当下的文化问题而作出的坚守和调整。这其中有经验，有教训，需要加以总结，对今天的文学发展和人文教育也不无启示意义。

国文与国粹

1902年年底蔡元培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设“国文”教学科目，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各地兴建学堂，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变革。新式学堂以西方的外语、政治和格致器物之学为主要内容，又引起一些人士对国本的担忧，出现了以存古学堂为代表的另类学堂，在全国兴起重国文、保国粹之风，以与当时的西学西风相抗衡。以国粹主义态度认知国文，把国文视为保存国粹的手段，是晚清民初一股强劲的文学思潮。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制定的《中学令》提出国文教育旨在“自由发表思想”“启发智德”“作实用简易之文”，挣脱了张之洞卫道宗经的思想藩篱，带有民国肇兴的新精神、新气象。可惜在袁世凯主政后一段时间尊孔复古的氛围里，国粹主义论调依然甚嚣尘上，阻碍了文学和文化革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亟须廓清的思想迷雾。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凡国民学校的国文到1922年一律改用国语，至此国文教育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是语体与文言兼顾；而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则将这一目标改为“陶冶学生文学上创作之能力”，并明确规定“选文精读，各学年均以文言文为主”，“增强其民族意识”，文言文的比重大大提升。这看似是国粹主义的翻版，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复活，有其现实背景：一方面，这是为了对抗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当局提倡民族主义文化和民族精神。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复兴文言和中国本位文化论就是这种思想态势的反映。民族主义的复活还直接影响到当时《大学国文》教材的编写。

当时诸多高校都为大一新生开设公共课大学国文，一般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大纲和教材。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后，由杨振声主编《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是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大学国文选。在抗战背景下，该教材的选目格外突出传统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和抗争精神；另一个特征是重视新文学，体现出作为新文学家的杨振声对语体文的重视，符合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基本精神。

而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于1940年秋指派魏建功等6人负责重新编选《大学国文选》，提出的“大一国文目录”50目60篇全是文言文，语体文一篇未选，选篇侧重于上古，经史子集色色俱备，经部达10篇之多，而唐宋以降只占1/4，简直与晚清民初的国文选本相差无几。这是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推行“民族复兴运动”的意志在大学国文教材中的体现。国文又重新与国粹联系起来，弥漫着宗经复古的气息。部编《大学国文选》引起广泛的非议，朱光潜批评该书缺乏语文训练，罗常培遗憾该书把语体文全删了。杨振声指出“大一国文的目的，不应单是帮助学生读古书，更重要的是养成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善用文字的能力。……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的文明”。本此宗旨，他编选《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选了13篇语体文，弥补部编教材忽略语体文的缺陷。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在国文教学中存在着文化理念的纠葛，随着政治文化思潮的变化，对国文的思想定位和文化认知也作出相应的调整，是把国文当作宗经复古、保存国粹的手段，还是鼓励学生自由发表思想，涵养文学兴趣，启发智德？是固守传统，还是面向世界，创造现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里，基于各自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好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国文传统会满足不同探索者的不同选择，不会让人空手而返。

美文与实用文

在中国传统文论里审美与实用没有截然明晰的划分。辞采华美，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是一切文章的基本要求。20世纪头十年，西方审美主义文学观和纯文学概念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章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

纯文学观念的引入，促使论者对中国传统的国文作出新的划分。高凤谦首次明确地提出应用文与美术文之分，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种二元切割已经成为较普遍的共识，但实际所指又各有不同。谢无量把美文、实用文之辨转化为骈文、散文之别。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六朝骈文多为实用文，算不上美文。蔡元培1919年论国文的趋势，把国文分为实用文与美术文，美术文又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实用文又分说明的、记载的两类。也有学者试图确立更具有学理性的划分依据，如刘永济借鉴英国学者的理论提出“属于感化之文”与“属于学识之文”两大类，实际也就是当时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既然中国传统文章没有明确的审美、实用之别，那么现代学者将国文划分为美文与实用文就会涉及几个绕不开的话题。

首先，文章是否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美术文与实用文？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施畸认为应用与美术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就文章来说，是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开。叶圣陶也说普通文与文学的界限很不清楚，不易判然划分。他们都承续了中国自身的文章学传统，对实用、美术二分法提出非难。

其次，对美文意思的理解发生了转变。中国传统里没有美文的概念，王国维、严复、鲁迅等译介西方的纯文学观念，指文学的审美超功利的属性。但事实上现代很少有人从这个层面上认识美文，更多人认为美文不过是指美好的文字。谢无量对美文概念的理解就前后不相一致：既说比对和用韵是美文的语言形式特征，又说美文是超实用的，两者其实不是一回事。正是这种理解的偏差，导致谢无量、刘师培等把自西方而来的美文概念与中国传统的骈文相对接，认为骈文就是美文。陈独秀、刘半农也都从文学形式角度解释美文，认为美文只是文学的饰美，这显然不合美文的原意，违背了王国维、严复、鲁迅等译介美文概念的初衷。

之所以出现对美文内涵理解的偏差，一方面因为中国没有较明晰的审美超功利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强调“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论骈散文都重视形式与文采，重视文字的表现力、感染力；再者，战乱频仍的现代中国没有为审美超功利文艺思想的成长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革命文学占据主流，让已被纳入纯文学范围的诗歌、小说、戏曲去实现传统的文章所担负的载道功能。

再次，美文、实用文的语体问题。与美文、实用文二元切割几乎同时，白话与文言之间发生激烈的斗争，于是，语体之争自然就关系到文类之辨。蔡元培说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在美文中为文言划了一块自留地；陈独秀则肯定白话胜过文言，美文、纯文学更应该运用白话，白话文学观更加彻底。其实蔡元培只能算说对了一半。旧体诗文依然存在，从政府公文到一般人的书信、电报的应用文，都还是古色古香的文言文，这恐怕是蔡元培始料未及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延安的文艺大众化成果，公文的白话化才成为现实。

文体系统的探索

与应用文的弱化

礼以立体，以礼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明非常重视文章的体制规范。体以尊礼，文章立本有体是对礼法制度的尊重。文体论是中国传统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到了现代，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一些论者只承认诗歌、小说、戏曲是纯文学。本为中国文章之正宗的散文，在现代纯文学标准的衡量下地位一落千丈。这就暴露出纯文学观念的褊狭。

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摆脱这种褊狭。一些论者从国文的视角看待文体的分类和演变，既赓续传统，也吸收外来滋养，弥补和纠正了纯文学三分法的不足。可惜，这些探索很少得到今人的注意，需要我们暂时撇开纯文学的褊狭去作一些钩沉。

近人除了延续姚鼐、曾国藩的国文分类法外，还及时引入了日本学者的文体分类法，为现代的国文分类确立了基础。同时，章太炎把“文”分为无句读文、有句读文；有句读文再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首次把小说、戏曲与传统的文章纳入一个分类系统里，为后来者标识了新的方向。高步瀛认为文章类别不出说理、叙事、言情三大端，定国文为三门16类。黎锦熙肯定高氏的分类法可适用，又补充了纯文学之诗歌、辞赋、乐府、词、戏曲、小说，杂文学之散文、骈文，名为文艺八体，并把文艺八体与高步瀛的三门16类贯通起来。施畸借鉴国外心理学先把文章分为理智文与情念文二组；理智文又分为论理文与记事文二门，情念文则列抒情文一门，三门之下又各分若干种类。

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把各种文体与小说、戏曲纳入一个系统里，这是20世纪现代学术提出的新任务。古文家之排斥小说戏曲，和有些新文学家之漠视古文，都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黎锦熙和施畸都把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各种文体统摄起来加以分类，尝试建立包罗新旧和文白的中国国文文体系统。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它是现代中国文论的重大创造。列表如下：

当然，这只是在学理上把古今文体纳入一个系统中。事实上，中国古代以实用文体为中心的大文学传统到了现代，被脱离具体实用的纯文学所取代，现代的纯文学是不包括实用文体的。且随着时移世改，大量的传统应用文已被排斥在现代应用文之外。现代应用文不属于文学，在学校国文课里成了可有可无的零碎搭配，真可谓是“文体解散”！“文体解散”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中华礼乐文明的放弃，这是值得忧思的。

中国古代，学文是以训练写作为重心，以提高文章写作能力为目标；而到了现代，中学和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学习文学以文艺欣赏和掌握文学史知识为重心，应用文写作则被狭隘化为书牍和公文程式，难怪有许多教师感慨学生国文程度之低落、写作能力之欠缺。应用文受到纯文学的排斥和挤压，对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教学与训练严重不足，是现代人文教育的一个问题，民国时期就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有不少人提出消除文学文与应用文的划分，接续大文学的传统，提升学文者应对实际事务的能力。在回顾现代学术史时，这些学者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其中还有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

结语

国文教育，是全民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开放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它关系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对于培植现代精神的民族文化根基、筑牢中华精神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重视传统文化，国文教育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能抱着国粹主义态度，国文的内容精神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予以鉴别，去粗存精，作出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国文教育的意义不在于存国粹，而在培养源于中华文化母体的思想共识、审美共情、心灵共振。启发智德，涵养文学兴趣，鼓励学生自由地发表思想，是国文教育的重要目标。

中国当代的文学观念既不是传统的自然延伸，也不能是西方观念的生搬硬套。当前的文学研究，既需要接受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合理内核，激活传统里较为微弱的审美超越论和无用之用论，让文学在纷繁的现实之外营造调谐心灵、安顿灵魂的审美之境；更需要借鉴古代“凡著于竹帛者皆谓之文”的大文学传统，突破过去狭隘文学观的限制，建构以审美超功利的纯文学为核心，以重视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实用文章为基础的多层级文学系统。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信息时代，人人可以发言，个个都是写手，人人都有可能是文学家，如何谨慎立言，做到情信而辞巧，义正而事核，这是每位提笔为文者和网文写手都应思考的问题，也是国文教育者应有的关切。

传统的文学理论重视实际写作能力的培养。现代大学里，文学教育专门化、专业化，只重在文学知识的系统掌握，而忽略文章写作能力的培养。即使谈写作，也多是诗歌、小说、影视戏曲的写作，而如衣食一样不可或缺的应用文、实用文字能力却被忽略了。朱自清当年指摘教师只知讲解，不重训练，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种错误，在今天依然有增无减。其实，中文系虽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但接受中文教育的人，应该都是精良的写手，凡是经过中文系训练的人都应该掌握汉语书面表达规范，精湛于文章技法。文学和国文教育的重心应该从知转向能，知、能并重，借鉴和发扬古代重视培养学子实用文章写作才能的教育传统，把实用文章纳入文学教育范围，提高学生的文体规范意识和文章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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